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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巨头抢滩 网络互助路向何方

近两年来,各大互联网巨头纷纷跑步入场网络互助领域,包括滴滴、苏宁、360、美团、百度、新浪、58同城等。截至2020年6月,相互宝、水滴互助平台会员人数均在1亿以上,轻松互助会员人数也在向1亿迈进。《网络互助行业白皮书》预计,到2025年,参与网络互助的人数将达到4.5亿。网络互助行业发展势头迅猛,并且已经成为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但存在监管不到位等诸多风险。

虽然网络互助在我国发展的时间不长,但也已不算是新鲜事物了。近两年来,各大互联网巨头纷纷跑步入场网络互助领域,包括滴滴、苏宁、360、美团、百度、新浪、58同城等。截至2020年6月,相互宝、水滴互助平台会员人数均在1亿以上,轻松互助会员人数也在向1亿迈进。《网络互助行业白皮书》预计,到2025年,参与网络互助的人数将达到4.5亿。网络互助行业发展势头迅猛,并且已经成为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但存在监管不到位等诸多风险。2020年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提出要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尽快将网络互助纳入监管范围,避免重蹈网贷覆辙,促进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2020年5月20日,小米金融成立守望相助科技有限公司,进军网络互助领域。近几年来,网络互助已经成为各大互联网巨头的“新战场”。截至目前,已有包括蚂蚁金服、京东、滴滴、苏宁、360、美团、百度、新浪、58同城等互联网公司布局网络互助。

互联网巨头坐拥巨大的用户量,凭借在其各细分领域构建的生态圈,势必将会对网络互助行业的发展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在需求端,加入网络互助计划的人数保持快速增长。截至目前,蚂蚁金服相互宝会员人数为1.06亿;水滴互助会员人数为1.17亿;轻松互助会员人数超过8000万;美团互助会员人数超2000万。蚂蚁集团研究院发布的《网络互助行业白皮书》显示,预计到2025年,参与网络互助的人数将达到4.5亿,覆盖中国14亿人口的32%左右。

人们热衷于加入网络互助计划,原因之一是与保险产品相比,网络互助似乎“性价比”更高。健康人群只要0元或预付几元的资金就能够加入相应的互助计划,一旦罹患互助范围内的重大疾病,则可以获得5万至几十万的互助金。互助资金由加入相应计划的会员共同分摊。例如,2019年,相互宝承诺全年分摊金额不超过188元,多出部分由蚂蚁金服承担,最高可以获得30万元的互助金。2019年实际分摊金额为29元。而水滴互助表示,平台上线至今,人均年度均摊额不超过100元。

2020年3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鼓励社会慈善捐赠,统筹调动慈善医疗救助力量,支持医疗互助有序发展。这一文件正式认可了网络互助的补充作用,对网络互助行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网络互助医疗托底功能显著。根据《网络互助行业白皮书》模型推算,2019年,我国社会大病医疗费用(不含商业健康保险)约为7300亿元,而大病网络互助金总额约为54亿元,网络互助金占比0.73%。当前,我国有6亿国民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000元,商业保险的普及率不高,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而网络互助普惠性较高,加入流程灵活便捷,能够在防止因病致贫、返贫方面作出贡献。白皮书的调研显示,79.5%的参与者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68%的受访者没有商业保险,72%的参与者分布在三线及以下城市。有77%的参与者认为,网络互助给自己带来了“保障和安全感的提升”。为了提高保障,53%的参与者会为家人加入互助计划。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网络互助平台对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补充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覆盖面可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二是对无力购买商业健康险或是发生失能损失人群的医疗保障问题发挥补充保障作用;三是对重大疾病带来经济困境的家庭具有经济补偿作用。

网络互助计划灵活创新,能够满足特定群体的保障需求。相关资料显示,我国慢性病患者在3亿人左右,其中65岁以下人群慢性病负担占50%。根据商业医疗险、重疾险等保险产品的投保要求,该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不符合新投保要求或者有除外责任承保。而网络互助计划则为该群体提供了一个获取保障的机会。如相互宝近日发布了独立的“慢病互助计划”,三高、心血管病等八大类慢性病人群可以加入,获取防癌保障。水滴互助在2019年启动了“病友互助计划”,是首例面向轻疾带病人群的综合型抗癌互助计划。

网络互助极易被误认为是相互保险。根据2015年原保监会印发《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对相互保险的定义是,指具有同质风险保障需求的单位或个人,通过订立合同成为会员,并缴纳保费形成互助基金,由该基金对合同约定的事故发生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活动。

而在网络互助计划中有明确说明“本计划不是保险,我们不承诺您能够获得确定的风险保障”。可见,网络互助与相互保险虽然在形式及功能等方面高度相似,但事实上二者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网络互助是加入会员之间的一种契约,相互保险则是保险的一种表现形式。

保险业相关法律法规不适用于网络互助,但由于网络互助又具备类似保险的保障性,就极易给人们造成混淆。正处于发展快车道的网络互助行业目前仍属于监管空白区。

2020年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指出,作为一种新型的健康风险分散机制,网络互助行业发展存在监管空白,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应尽快推动法制建设,明确监管职责,促进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表示,网络互助不属于慈善法所规范的慈善募捐、慈善捐赠等慈善公益行为,也不是保险法、《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定义的保险和相互保险,但其具有一定的商业保险特征。当务之急是明确监管职责,采取必要措施,进一步控制风险,并推动法律制度建设,逐步建立健全法律基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网络互助存在六大方面的风险。一是金融风险。目前网络互助收费方式主要有“后付费”和“先付费”两种。虽然主流模式是后付费,但先付费模式也占有一定市场份额,存在一定规模的资金池。二是经营风险;三是信息风险;四是道德风险;五是失范风险;六是社会性风险。

湖南大学教授张琳表示,与商业保险公司“少赔才多赚”的机制不同,一些互助平台的管理与互助金发放挂钩,赔得越多平台提成越多。赔款由全体成员分摊,这种计提费用的方式,会造成平台和会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有可能损害消费者的权益。快速增长的资金池和海量会员信息管理等事关公共利益,急需加强监管以保护公众利益。

近年来,网络互助有了较好的发展势头,为更好服务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郑秉文建议,应乘势将网络互助纳入监管。网络互助是一种新型的健康风险分散机制,是一种新的数字金融创新方式。在目前相关监管部门中,银保监会的职能最接近网络互助的业务本质和属性,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建议尽快将网络互助纳入银保监会的监管框架之内,并根据其独特性建立适配的创新监管方式,防止重蹈网贷的覆辙。

针对网络互助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他建议尽快制订法规政策,对互助范围、健康告知、等待期等信息披露进行规范,让公民隐私安全得到保障。尽快立法确保平台经营者或投资者遵守契约,防止平台“野蛮生长”,又应依法保护平台成员合法权益,要求成员诚实守信。

张琳建议,引导网络互助纳入到现有保险监管体系中,设定规范性的市场运营机制,健全会员准入标准体系和事后评估审查体系,要求互助平台进行报备,防范逆选择风险和事后道德风险。借鉴网约车、共享单车平台及其他共享经济模式治理的经验,对资金池行为加以限制。另外,成立网络互助协会,规范网络互助从业主体违法违规行为,促进行业健康、规范、可持续发展。(经济分析师于春春 王虎云 韩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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